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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拉动增长潜能大 (2)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期:2020-11-17    点击量: 17

  人口流动的体制成本,使城镇企业更多地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这种本来可以及时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智能制造技术的追赶和线上新经济的发展,分别替代了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体制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成本,而技术和资本对人力资本含量不高劳动力的替代,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挤出。

  现在农民工工资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

  传统二元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失效

  一方面,一些学者可能因为没有看到中国这种农村劳动力的体制性剩余,而认为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大,还有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还会高增长若干年;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后,可以用教育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红利进行替代,可以用智能制造替代,可以网络、平台和线上等数字新经济替代,需要从生产率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然而,农村中2.5亿左右4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要通过教育大幅度增加他们人力资本含量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需要较长时间,一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假如能够大幅度提高,其知识水平可以适应新经济了,可以从生产率方面贡献产出了,其年龄也到退出劳动的时间了;二是我们亟需的是在未来如何将逐年下行的经济增长稳住,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住,而增加人力资本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任何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推动其增长。国民经济首要的问题是,从2019年的数据看,工业品产能过剩12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6万亿元。持续的过剩,导致了经济增速下行。从城乡居民对工业化红利的分享水平看,城镇居民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农村居民还很大。他们还有大量购买消费品的愿望。但是从“居民收入—消费支出—需求不足”的卡脖子问题看,农村5.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太低,其中45到65岁的2.5亿左右体制性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创业、财产和资本等收入水平太低,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低下。他们无法与数字要素、网线平台、智能制造一同创造财富,也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收入,即无法参与创造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且前面也已经论述,虽然道理上讲还可以转移到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城市中。但是,从人力资本含量、年龄条件和经济能力看,他们已经成为进入不了城市,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城市的技术进步也在挤出他们。新经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巨额人口不能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其低收入不能购买平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怎么能够均衡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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