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

　　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进程已持续40多年，但是，农村中还积累着大量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2019年如按照常住人口城市水平60%看，比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剩余规模为2.1亿人，如果按照户籍城市化44%计算，剩余规模更达到4.34亿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7%，就业劳动力却高达25%，按照同发展阶段比率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3%，也剩余9000万劳动力；即使按照2019年每一农业劳动力收入为外出务工收入的2/3计，农业劳动力有2700万人也足够了，还剩余1.63亿人。

　　这是一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的人口，在其一生中能够城市化有他的年龄窗口期。假设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在一个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中，他越能够在最佳的年龄窗口期内市民化。但是，如果其使用的土地，因不能由市场机制配置有粘性而不能退出；其子女不能在城镇无障碍地就学；在不能市场配置土地资产场景下，其没有家庭积累或退出形成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化收入，因此也就丧失了一部分能够进入城镇的经济能力；加上土地和住宅供给体制造成城镇房价和房租水平高于其能够城市化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更形成其市民化长期固定居住的高门槛。

　　这种非市场化的体制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成本，也增加了城镇企业用工成本（如房价房租上涨、年度间“钟摆式流动”和一生的“青出老回”）。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如果在他最佳年龄机遇期内，因种种原因未能城市化，年纪越大，就越难以城市化。我曾经将其定义为错过城市化人口。粗略地计算，农村8亿户籍人口中，外出务工的主要是年轻人，常住人口中45岁到65岁人口，我觉得规模可能在2.5亿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