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牌”试点城市，上海、重庆拥有足够的房产税试点经验，理应作为新一轮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但从当前上海、重庆经济运行情况看，房产税试点的效果并不显著。两地的房价与交易量与其他一线、二线城市数据无明显差异。记者据上海市2020年税收收入统计情况测算，2020年上海房产税的收入仅占税收收入的1.2%。

彭旭辉对记者表示，上海、重庆此前房产税试点效果不佳是由于其税率太低、覆盖面小等原因，两地应利用原有的经验基础继续强化相关试点工作，提高房地产持有环节的开征税率标准。

他还指出，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以及自由贸易港建设基地的海南这两个地方均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理应进入房地产税试点范围之内。尤其是深圳，无论是房价水平还是房价涨幅均居全国前列，且投机风气严重，应该尽快推出并完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严跃进也认同房地产税在深圳和海南先行先试。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自然需要在一些重点政策上先行试点。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深圳再一次进行改革，且聚焦房地产税的概率较大。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相关改革势必加速。且相对一些大城市，海南岛住房问题反而更为简单，推行房地产税相对阻力小。此外，北京作为首都，若是试点房地产税，则有很强的信号意义，且北京具有天然的政策制定和先行试点优势。

在彭旭辉看来，未来随着改革试点的不断推进，可按照房价标准逐步纳入一批试点城市，先从均价过三万的城市开始推广，其次铺开到均价过两万的城市，最后覆盖到均价过万的城市等等，依次推进到覆盖全国主要城市。

市场影响，仍是改革最大难点

尽管此次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释放出积极信号，但当下房地产税持有环节的薄弱、推进试点后对市场的冲击，以及未来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都表明中国在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上难点重重。

“征收房地产税最大的难点依然在于对市场的冲击。”陶金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若针对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全面开征，必将对持有房产群体的买卖和投资都产生系统性影响，最终会对市场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在制定相关规定和标准时，原则和实践都要考虑。